鸿岳配资我感觉自己没有自我

利维坦按：

最近正好碰巧重看冯·多纳斯马尔克的《无主之作》（Werk ohne Autor），片中当东德的艺术老师兴奋地告知主角——艺术系学生库尔特，他即将有资格参与伟大的社会现实主义壁画（主题是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创作时，库尔特回答道：“……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那不是我。”老师失望地说道：“自我，自我，自我。”（Ich,Ich,Ich）

在库尔特老师老师看来，融入伟大的集体与社会、忽略个体感受才是当时时代主旋律的需求，个体感受无非是作为“人的面孔”出现的抽象形象、在意识形态面前微不足道的存在。

今天文章则从哲学角度来重新审视一个看似稀松平常的问题：在以“完整自我”和“连贯人生叙事”为主导的现代文化中，我们往往默认：一个人必须拥有稳定的内在核心与清晰的自我认同，才能获得意义与伦理方向。然而，《没有个性的人》所揭示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有些人并不感到自身拥有一个统一的“自我中心”，他们的意识更像是流动的感受与知觉的集合，而非一个稳定存在的主体。

通过对这种“无我”经验的文学化表达，罗伯特·穆齐尔不仅挑战了西方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与叙事性人格观，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在视角：自我并非必须被固定下来，意义也并不依赖于一个连续的身份故事。相反，在这种去中心化的存在方式中，个体反而可能获得更大的灵活性、更深的感知强度，以及与他人和世界更直接的连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没有个性的人》不仅是一部哲学小说，更成为一种为“无我少数者”提供理解与确认的文本——它让那些偏离主流自我叙事的人，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并非异常，而只是生活在另一种同样可能、甚至更开放的存在结构之中。

我感觉自己没有自我。我遇到的大多数人在谈论他们的经历时，都好像他们有一个内在的意识中心——某种内在的东西在感知和感受，一个主观体验的中心。而且大多数人似乎把这种直觉上的唯一自我感与他们昨天、上个月、去年的状态联系起来——与一个不断展开的人生故事联系起来，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他们最早的童年记忆。

我一直很难与那些拥有如此完整、健全的自我和连贯人生叙事的人建立联系。当我审视内心时，我找不到任何意识的所在。我的内心似乎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处于中心，没有任何可识别的事物在产生或接收体验；只有一些似乎没有锚定在任何东西上的思想和感受，一些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断变化的能量模式。我对我的过去也记不太清了。当我回忆起过去时，它们大多是以事实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像简历上的要点，对社交和职业生活很有用，但我却感觉不到任何情感上的联系。

然而，我一直对那些拥有丰富自我认知和连贯人生故事的人情有独钟。事实上，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文学研究和评论，尤其关注自传体写作。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的《我的奋斗》（My Struggle，2009-2011）是我硕士论文中关于自传体小说的主要例证。在这部六卷本、3000多页的巨著中，这位挪威作家追溯了自己从童年到写作时成年时期的身份认同，将他一生中的种种事件串联成一个连续的叙事。这或许是文学史上对个人历史最详尽的重构，也是叙事身份最坚实的体现——一部名副其实的连续自我的巨著。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1968-），挪威作家，其代表作是六卷本长篇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2017年，他因为这本书获得耶路撒冷奖。© The Washington Post

最后几卷是在第一卷出版之后写成的，因此可能包含了他对系列第一部作品反响的元文学描述。我记得在克瑙斯高尚未完成《我的奋斗》时，曾有传言说他有意在篇幅上超越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这位以细致追溯过去而闻名的老前辈。普鲁斯特的代表作，也是篇幅略短的自传体小说《追忆似水年华》（1913-1927），是我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它的叙述者（作者本人的化身）声称过去难以捉摸，无法在现在抓住它并将其保存下来，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通过回忆和文学性地重现半自传体叙述者的生活故事，以极其感性且情感丰富的细节，将过去展现为现在的现实。

将人类存在视为一个独特自我的持续旅程，这种观念不仅是欧洲传记写作的典型特征，也是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普遍惯例。在哲学领域，这种观念体现在本质主义和叙事主义的自我认知中，这些理论认为，某种形式的持续存在的个人本质和叙事连贯性不仅是人类的自然属性，而且是道德行为和有意义人生的必要条件。

在一个崇尚强大自我和宏大叙事的文化中，像我这样缺乏自我意识或叙事身份的人，在许多方面是令人兴奋的。我这种对自我的“非实体感”和“空虚感”体验，似乎伴随着某种存在主义式的灵活性与自由，具体而言，表现为一种极易沉浸于他人故事的特质。由于几乎没有内在本质的感知，对自身与周围世界的界限也只有模糊的感觉，我发现自己很容易沉浸在虚构的故事以及他人的真实生活中。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生活中，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如此模糊。

我的大部分恋爱对象都是职业叙事者——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他们都擅长以创造性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我曾多次参与他人的叙事实验，甚至以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已出版的传记作品中。这让我获得了丰富而深刻的沉浸于其他世界以及与他人心灵融合的体验。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与我所沉浸其中的人类生存叙事格格不入。

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 Find a Grave

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反映我们的直觉和想法。它塑造我们的期望和观念，影响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感知与体验。它塑造并展现我们作为一个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经验。令我困惑的是，我自身的经历与我在书中读到的或在周围文化中遇到的并不相符。我甚至接受过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临床评估——其症状包括内心空虚、身份认同不稳定和分离。我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尽管一位精神科医生好心地建议我以后在与其他医疗专业人员交谈时要谨慎，因为我对自身经历的特殊描述，从表面上的医学角度来看，可能显得病态），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但这并没有消除我存在的孤独感。作为一名年轻的西方叙事文学学生，我唯一感到被映照和归属的地方，是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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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第一次读到《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1930-43）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当时我正在研究传记写作中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在这部鸿篇巨制、众所周知却未完成的哲学小说中，我第一次遇到了与我自身经历相契合的关于存在感受的描述。

耐人寻味的是，这部小说的标题常常被解读为暗示主人公乌尔里希（Ulrich）正经历身份认同危机，人们默认的假设是，缺乏固定的特质或稳定连贯的自我必然会导致存在主义的痛苦，这符合我们文化中叙事性和本质主义的人格观。然而，事实上，标题的本意恰恰相反：穆齐尔描绘了一种与我这种少数派的非本质主义和非叙事性直觉相契合的存在主义理想。事实上，这部小说的名字大可以叫作《没有自我的人》。

从哲学层面看，这部小说传达了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佛教教义——“无我”（anattā）：我们以为意识中存在一个中心，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幻觉；并不存在一个“观察者”，不存在一个“在体验或思考的人”，只有不断生灭的经验——那些不断产生又消逝的感知、觉受和心理活动。

穆齐尔将这种哲学观点与一种受奥地利数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影响的科学唯物主义人格观相结合，穆齐尔的博士论文正是关于马赫的研究。受大卫·休谟及其自我“丛束理论”（bundle-theory）的启发，马赫提出了一种非本质的、功能主义的理论，认为自我并非一个单一、持久的实体，而是一系列感觉的集合，是一个功能性的、不断演化的结构。通过讲述一对兄妹之间的爱情故事，穆齐尔的小说展示了在没有本质自我的状态下生活所蕴含的内在美，以及实现存在解放与道德提升的潜力。

第一卷介绍了兄妹俩试图摆脱的处境；他们的故事在第二卷中展开。第一卷——在索菲·威尔金斯（Sophie Wilkins）和伯顿·派克（Burton Pike）的译本中包括第一部分“一种引言”和第二部分“如出一辙”——是对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尖锐又充满同情的批判。当时，这个社会正处于文化资本主义舒适期的最后时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浑然不觉地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这一切都被32岁、没有明确人生目标的数学家乌尔里希以一种困惑、好奇且讽刺的眼光观察着。叙事的焦点是一群知识分子和官员正在筹划的所谓“平行行动”——这是一场旨在1918年庆祝奥匈帝国皇帝登基70周年的盛事，其目的是为了盖过同年德国皇帝的庆典。

在第二卷第三部分“进入千年王国（罪犯们）”——中，文学基调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得更加抒情和温柔。乌尔里希离开城市，回到童年故乡的小村庄参加父亲的葬礼。在这里，故事的第二位主人公出现了：乌尔里希与自幼失散的妹妹阿加特（Agathe）重逢。当晚，他们在屋里的一间房间里再次相遇时，两人都惊讶地发现彼此长得如此相像——他们竟然都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如同小丑皮埃罗般的睡衣。小说的存在主义主题由此展开。

兄妹俩在童年故居中深居简出，远离了维也纳当下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仿佛进入了一种永恒的实验空间。他们致力于研读东西方关于顿悟（epiphany）与超越（transcendence）的沉思文本，并进行直觉性的冥想探索。他们的实践逐渐演变为一种非宗教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灵性与存在主义探索。我们了解到，他们的道路“与那些被神附身之人的道路有很多共通之处”，但乌尔里希和阿加特走这条路时“既不虔诚，也不相信上帝或灵魂，甚至不相信来世或轮回”，仅仅是作为“尘世之人”。

随着兄妹俩关系日益亲密，他们的联系很快超越了柏拉图式的友谊。这种近乎乱伦的元素表面上看似具有挑衅性，但它却服务于一种哲学目的。小说将其描述为“通往可能性边界的一段旅程，它越过——也许并不总是越过——不可能与不自然的危险”，以及一种“‘边界案例’……具有有限而特殊的有效性，让人想起数学有时为抵达真理而诉诸荒谬的自由”。

生理上的纽带指向了他们相似性中更深层、更具精神性的本质。随着阿加特和乌尔里希在身份、肉体、性别、思想和语言上趋于一致，他们开始代表一种在更广阔的隐喻和存在意义上的“兄妹合一”。他们的融合阐释了小说中的核心思想之一：原始想象力的“雌雄同体”。他们的心灵结合成一种集体性的创造性想象，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他们的关系代表了一种跨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后个体主义（post-individualism）和后本质主义（post-essentialism）的理想——一种超越性别、生物性别和文化规范，超越固定特质和单一自我的互生连接与存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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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实验所呈现的愿景，是一种在世界中更有意义、也更具伦理性的存在方式：一种不再被转瞬即逝的时事、流行的哲学与文化潮流，以及人际紧张与竞争所主导的生活；一种体验更为强烈、与当下环境及他人联系更为紧密的生活。这一存在立场被构想为介于“数学与神秘主义”之间，并浓缩于乌尔里希那一带有诗性与政治意味的构想之中——建立一个“世界精确与灵魂的秘书处”。

这一存在方式的培养，关键在于一种改变了的意识状态，有时被称为“另一种状态”（the Other Condition）。它呈现为一种基础性的意识形态，也是现实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在其中，日常的自我感与感知方式消解，从而显露出某种更为真实的东西——“有时你会忘记去看、去听，整个人完全哑然无声。但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你反而会感到自己在那一瞬间真正回到了自身。”

在“另一种状态”中，清晰划分的个体感消失了，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界限；一种合一的状态得以达成，既是充盈也是空无，日常的对立随之消融。这既是一种“强化”的体验，也是一种“消失”的体验，仿佛“望向一片宽阔而闪耀的水面——明亮得在眼中几乎显得如同黑暗，而远岸的事物仿佛并非立于实地，而是在空中漂浮，轮廓被精致地放大到几近痛苦、甚至带有幻觉的清晰”。一种既与万物相连、不可分割的感受，同时一切又显得前所未有地分明：“你站在这里，世界在那里，既过度主观，又过度客观，但两者都几乎痛苦般清晰；将这些通常融合在一起的元素分隔又连接的，是一种炽烈的黑暗，一种溢出与消散，一种进与出的摆动。你像鱼在水中、像鸟在空气中那样游动，但既没有河岸，也没有枝头，只有这种漂浮！”

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抵达“另一种状态”意味着放下将自我视为一个界限分明实体的观念，放下具有固定特质的人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个体性。乌尔里希与阿加特并非试图永久停留在合一的状态之中——事实上，文本暗示，日常的意识状态，以及作为一个有限个体存在的经验，很可能对基本的生存与社会运作是必要的。这里的实践，更像是在有边界的个体性与无边界的存在之间移动。因此，小说所描绘的存在立场是一种运动：在日常现实与“另一种状态”、在“我”与“我们”、在“个体”与“整体”之间进行一种有意识的摆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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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卷接近尾声时，阿加特随乌尔里希回到维也纳，他们的“实验”开始遭遇挑战。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会意识到书中人物无法知晓的事情：时间线正将他们一步步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边缘。但穆齐尔原本打算如何收尾，兄妹俩的实验是否旨在让他们在重返童年家庭的庇护之外，以及战争的冲击下继续进行，我们不得而知。穆齐尔在完成小说之前便去世了，而他留下的大量手稿与笔记——广为讨论的“遗稿”——显示出多种可能的结局。这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实与作者哲学之间的契合。

穆齐尔于1942年的去世以及由此产生的“无结局”，并未削弱小说的哲学企图，反而强化了它关于人类存在的非本质性与非叙事性特征的论点。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作者的最终意图，也无法获得一个结局；而这种开放性恰恰有效地传达了存在的非二元性——一切始终处于生成之中，同时也在走向终结，从而消解了“存在”与“非存在”的界限，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的，属于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或状态。这种世界观，与我自身非叙事、非二元的生命经验是契合的。

后来，当我从文学研究转向意识研究时，我在其他领域也遇到了类似的观点：最突出的是佛教哲学，以及西方对佛教的折衷主义、非宗教化吸收——如“正念”。此外，在西方哲学中，那些挑战主流本质主义与叙事性人格观的还原论与唯物主义理论，也持有类似立场，代表人物包括休谟、马赫，以及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和盖伦·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后者同样对叙事性自我持怀疑态度。这一西方思想脉络与佛教观点高度契合——事实上，甚至可能在起源上受其影响。

艾莉森·戈普尼克（Alison Gopnik）指出，休谟或许曾受到藏传与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现存最古老的佛教支系，注重遵循佛陀原始教法[四圣谛、八圣道]，主张以修行断除烦恼、求得阿罗汉果，主要流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云南等地。编者注）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通过熟悉相关传统的耶稣会学者传入，而这些学者在休谟于拉弗莱什皇家学院撰写《人性论》期间正好在那里活动。对我而言，令人欣慰的是，现代神经科学并未在大脑中发现任何“主体中心”或“意识源头”，从而为我这种非还原论、非本质主义的经验提供了某种经验性支持。了解这些，也让我不再那么觉得自己“怪异”。但穆齐尔给予我的，是最早、也是最强烈的那种“被理解与被确认”的体验。

《没有个性的人》对我产生了特殊影响，不仅因为它第一次让我接触到与我独特经验相契合的哲学立场，也因为其文学品质本身。穆齐尔的写作呈现了复杂而严肃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但远非那种冷峻而形式化的科学或分析哲学话语——后者往往容易让读者疏离。“精确与灵魂”、“数学与神秘主义”，在他的写作中被风格性地综合并呈现，构成了一部既极为精确、又富于诗意与美感的作品，其中包含了我作为文学学者兼意识研究者所读到过的最迷人的关于自我消融与非二元体验的段落之一。

因此，这部小说堪称文学独特能力的典范：它能够促成读者与思想之间的体验性连接。《没有个性的人》不仅诉诸理智——虽然它在这一点上同样出色——也诉诸情感。通过诗性与叙事的方式，它激发读者的想象参与与情感认同，使读者能够在沉浸于故事世界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在缺乏本质性自我或清晰个体界限的情况下“如何生活”“是什么感觉”。（从这一点看，文学与迷幻体验或冥想的认识论之间也存在某种有趣的相似性——都能促成一种“更深的认知”与具身的体验性洞见。）

阅读穆齐尔，使我得以在诗性与理性层面认同并接纳自己的哲学直觉。这部小说为我提供了“灵活性与流动性”这一存在原则，此后我一直以此为生活指引。它帮助我理解并整合了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一次强烈而出乎意料的迷幻体验；同时也激发并强化了我的冥想实践——如今，当我在牛津的哲学中心带领冥想课程时，我常常以《没有个性的人》的节选作为开篇。

在这部小说中，我遇见了两个与我以同样方式理解世界的人——他们没有单一、固定的本质性自我，也没有一个线性推进、连贯统一的人生故事，并将这种经验发展为一种有意义的存在立场，展示了“无我”式存在的优势与美感——包括减少个体痛苦、增强社会连结，以及一种普遍的“手足之情”。它缓解了我作为一名身处西方自我中心叙事中的年轻学生的孤独感，教会我如何将这种“偏离常规”的经验转化为一种存在优势，也让我此后能够自信地作为“无我少数群体”的一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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