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卢汉在云南郑重宣布起义，并向外界发布了《云南起义通电》。为了确保云南能够顺利起义，并在行动中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暗中破坏，卢汉进行了周密的筹划，细致得几乎每一步都考虑周全。
展开剩余74%按理说，沈醉既选择了起义又立了功，本应获得人身自由，不至于以战犯身份被囚功德林。但现实却复杂：一方面，卢汉将他以战俘身份关押，随后交由我军；另一方面，建国初期情报系统滞后，他的立功行为未能第一时间被高层知晓，这也让他经历了牢狱之苦。 在功德林，沈醉与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黄维等战犯一道，积极参与改造和劳动，表现良好。十年后，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对功德林内表现优良的战犯实行特赦。然而，沈醉并未在首批特赦名单中出现，直至1960年第二批特赦时，他才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得知父亲仍然健在的消息后，沈美娟激动万分，与亲人紧紧相拥。她通过关系联系上沈醉，父女重逢的那一刻，彼此眼中尽是泪水和温情。沈醉获释后表现良好，公开声明与国民党断绝一切关系，为统战工作贡献力量。党和政府也对他照顾有加，不仅安排衣食住行，还为他提供了较体面的工作，生活逐渐稳定。 沈美娟初见父亲时心中忐忑。民间传言中，国民党特务凶残无比，沈美娟原以为父亲亦如此。但面对现实，眼前的沈醉瘦弱而温和，丝毫没有传言中的杀气。他视女儿如掌上明珠，补偿多年缺失的父爱，悉心照料她的生活和教育。经历了失去父爱的岁月，沈美娟在温柔而慈爱的父亲面前感到无比满足。 然而幸福并未持续太久。得知妻子栗燕萍已在香港改嫁，沈醉沉默寡言，心情消沉。沈美娟劝父亲为未来打算，找个伴侣共度余生。在女儿的鼓励下，沈醉于1965年与杜雪洁结婚。新来的继母对沈美娟并不友好，经常因父女亲近而心生嫉妒，使沈美娟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面对继母的刁难，沈美娟并未争执，而是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并决定前往西部建设兵团工作，离开家乡。临行前，沈醉含着歉意送别女儿，说道：女儿，父亲对不起你。 在戈壁滩上，沈美娟度过了五年艰苦岁月，此后多年与家人聚少离多。1978年，云南政府发现沈醉当年起义的签字文件，为父女二人带来转机。中央为沈醉正名，恢复名誉，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补发抚恤金。1979年，沈美娟调至北京工作，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资料员、出纳、会计等职务，生活逐渐稳定。 1980年，沈醉父女前往香港与多年未见的亲人团聚。尽管台湾方面试图利用沈醉作不利言行，他坚定拒绝。对于沈醉父女来说，大陆给予了他们新生，他们心中早已怀有红心，绝不会做出背叛祖国的事情。 晚年的沈醉生活平静，有家人的陪伴与祖国的关怀，直至1996年因肺癌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沈美娟生活同样充实，自1979年北京工作后生活条件改善，1985年完成大学学业，1982年起陆续发表作品，包括《我的父亲沈醉》《暗杀大王——王亚樵》《孽海枭雄——戴笠新传》，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沈美娟的作品让公众更全面地了解军统人员戴笠、沈醉等人的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1995年，她提前离休前往香港与亲人团聚，此后往返北京与香港之间，生活充实而稳定。如今，她在香港兼职《商业传报》有限公司文员，与家人团聚，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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